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近年来，学界逐渐加强对四库学的研究，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的讨论就是其中的热点话题。学界大多采用“以西律中”的研究方式，试图寻求《四库全书总目》是否蕴含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具有一定长度、故事性、虚构的小说观，批判其“恪守简要实录的班氏门径，拒斥幻设铺陈”。也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阐发了小说创作的动机，揭橥影响小说创作的各种因素，论述了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对何为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小说的功能及小说的文辞特点等都给予了论述”。这两种思路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态势。
政治教化是核心内涵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将小说分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以诸子、方士来梳理小说源头，此举是承继《汉书·艺文志》的观点，认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等属于“古制”而不能“以冗杂废”。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家”及关于“小说家”序说的立足点是“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教意图，即是说《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以从政干禄为目的。
《四库全书总目》以乾隆皇帝“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作为编纂的指导思想。“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云云，知其挑选小说作品亦是以教化意图为主导。从所言“失真”“妖妄荧听”及“徒乱耳目”等语可知，人心教化作用是其判断小说作品“真”“信”等成分的主要标准，“真”“信”归根到底在于是否表达人心之“诚”。故而，小说作品中语涉神怪、虚妄成分等现象多遭四库馆臣的批评，深言神怪、虚妄的作品多被剔除。这从被当作“小说之最古者”的《山海经》不免被批为“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即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从维护清代统治出发，执行小说接受主体（即读者而非创作主体）的官方意图，将小说当作一种政教之术，进行学术价值评判。其强调小说的书写内容主要包含叙述杂事、记录异闻与缀辑琐语三类，认为小说发挥的政教作用当是朝政军国之外的“里巷闲谈”与“词章细故”之流的导向作用。之所以进行“小说家类”与“小说家类存目”的区分，主要是对不同作品政教作用的异样判断。从这个角度讲，学界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过于强调小说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其审美价值”，显然忽视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思想与目的意图的显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教化，“小说家类”小序不仅清晰回答了“小说是什么”的本质论，而且界定了“小说做什么”的功用论。正是因为其将小说作为一种学术存在，故对小说的文体判断意味并非清晰显示。
维护自身统治利益
《四库全书总目》展开部类设置与作品归并之前，对所收文献进行知识、意义、类别及谱系等方面的预判，以此强调部类内涵与所收具体文献皆能切合彼时政教需求的意义指归与文献排列秩序，形成一套既可进行图书整理的技术体系又隐含文教所需的知识信念等严谨的分类体系。乾隆指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系为“钞录传观，用光文治”，“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解构并重构传统经典，使其所重构的经典作品得以成为思想标杆，最终实现文化一统，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四库全书总目》对文献价值的内涵与形式，均需作出规范化的表述，以排斥“异端之思”。例如，在子部“总序”中，先是本于“治世者所有事”的不同作用区分了儒、兵、法等六家。而后，从“游艺亦学问之余事”的角度，区分了术数、艺术等四家。这是一种通过文献价值的区分实现梳理学术派别与脉络衍变的典型，是传统书目“先道后器”分类原则的体现。而子部“总序”认为“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强调“小说家类”文献的价值指向应与“广见闻”有关。这就通过具有明确的话语导向，达到了规范文献价值的意图。
与其他类别相比，“小说家类”的主要历史功用与内容书写范围，主要是摒弃国政大事之外的“闾巷小知”。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细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及“缀辑琐语”三大流派，其排序带有不可逆的特性。而“闾巷小知”依据书写内容的差异，又可分为“杂事”“异闻”及“琐语”三大内容，其主导性功用分别是“寓劝戒”“广见闻”及“资考证”，彼此呈现出对应关系。这种对小说功用的圈定主要是一种概述式论述，是为了构建某类学术源流与思想内核。
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从根本上改变了视小说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更新、小说价值观的一种进步”。这显然未看到《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家类”进行的文献价值区分。“小说家类”小序的流派叙述模式带有鲜明、强烈的价值区分色彩。四库馆臣试图以此类带有价值区分的流派叙述方式，满足“时君世主”的教化意图与现实需求，最终以目的意图先行的方式，限定“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展开方式与品评重点，规范相关小说作品的文献价值与意义导向。
旨在实施思想钳制
乾隆多次颁布政令向“天下”征书，通过调取、个人进呈、地方采进等形式收拢民间藏书，并对《永乐大典》的残存文献进行辑佚整理；通过删改、抽毁、部类排序、撰写提要，进行思想或价值引导；设置文渊阁、文源阁等“七阁”供读书人抄读等手段，对采进文献的知识信息进行管控。这些书目控制措施改变了当时文献的庋藏格局，限定相关文献的流通数量与流传范围，促使《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与思想价值有序而全面地向社会开放，以利于“垂范方来”。
对“小说家类”的编纂实践是《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书目控制的重要一环。《四库全书总目》通过对江南地区私人藏书家的征用、从《永乐大典》处辑录、购置“通行本”等方式，对编入“小说家类”的具体作品进行文献信息源管控。以“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作为“小说家类”作品应具备的主要功用，以“诬谩失真、妖妄荧听”与“猥鄙荒诞、徒乱耳目”作为“小说家类”作品普遍存在却须加以批判的典型内容。此举是以圈定关键词的方式展开提要撰写，对“小说家类”作品的基本价值、知识结构进行定位与钳制。这成为此后目录学家开展小说学术批评的主要依据，“稽古右文”的政治目的与“嘉惠后学”的教化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展开小说批评时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刻意以史学真实性标准”要求包括章回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体现出一种“歧视和排斥”的态度。然而，围绕“宣明大道”的道统建构与“稽古右文”的政统实需，《四库全书总目》对包括“小说家类”在内的各部类的学术批评，往往从文献的生产、流通、利用到管理进行管控与限制，保证文献的信息交流与利用环节在某一特定环境或意图下顺利开展。这种官学体系的约束，促使时人对具体文献的类别、内容及价值做出合理判断，最终实现对文献的有效管控与利用。从这个角度讲，《四库全书总目》从清代官学体系出发，基于书目控制的意图强调“通俗文学作品”在“史学真实性”之后的现实教化意义，显然更注重相关作品的流传影响。可见，对此类问题的价值批判，应从清代特殊的文治背景予以客观展开。
总之，《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表达是一种确定性表述或概述性表述，而非限定性表述，容易导致后世学者偏离《四库全书总目》的言说语境而对其所言“小说之体”展开过度诠释。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思路、指导思想及实际意图的还原，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现实语境、惯用话语与知识导向，才能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避免“以西律中”式的误读或“以今度古”式的鄙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