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的特点 ：一种独特的国家形式

提起希腊文明，人们常常想到希腊的数学、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希腊神话。确实，上述方面代表了希腊文明的杰出成就，也是古典文化的重要元素。除此以外，希腊文明还包括城邦制度，如公民社会、民主选举、法治精神等，这也是希腊文明的重要成分。

希腊哲学、艺术、科学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狄尔泰（德国思想家）称之为精神文化；希腊城邦属于政体文化，即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形态。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产物。

从国家政体层面看，西方现代文明有三大来源：一是希腊公民社会，二是罗马共和国，三是基督教契约精神（包括犹太文化）；三者缺一不可。上述三种元素在16、17世纪被西方学者融合汇通，最后形成西方立宪政体的基础，这也是西方现代性文明的重要标志。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看法，希腊城邦文明以两种形式保存下来：一是希腊学者的文字记载（学术派），如柏拉图《理想国》、色诺芬《回忆录》（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等著作（文字记载是民族文化记忆的基础，如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尚书》等）。二是古代立法家的创制立法（实践派）。希腊立法家均有实际执政经验，他们创制了希腊城邦政体，如雅典立法家梭伦、斯巴达立法家莱喀古士等（一如中国的尧、舜、周公）。

从起源上说，希腊城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兴盛于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马其顿帝国兴起以后（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城邦走向分化，但并未失去政治独立性（如斯巴达始终不承认马其顿帝国的霸主地位）。公元前146年，希腊城邦科林斯被罗马帝国摧毁，希腊城邦制走向终点。自此以后，欧洲进入罗马帝国统治时代。

概括而言，希腊城邦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面积小，人口少，主权独立。

希腊城邦不同于现代国家形态。在现代人看来，“国家”是个宏大概念，应当包括很多城市和乡村，面积大、人口多，至少比普通城市要大许多。

但希腊城邦面积小，人口少，城邦规模非常有限（有西方学者认为，希腊城邦的面积和英国一个州县差不多，人口只有几十万——《希腊的生活观》，[英]狄金斯）。

希腊城邦更不同于后起的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狭义的马其顿帝国是指由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公元前336—前323年，）；马其顿帝国幅员辽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国家（但时间短暂，昙花一现）。

马其顿帝国以后，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把整个地中海包括在内，这是第二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国家（西罗马帝国至公元476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延续到公元15世纪中叶）。

相比较而言，希腊人不喜欢大的国家，而喜欢小的国家，他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这种”大国家“意识（帝国意识）。相反，希腊人对国家面积、人口皆有明确限制：面积不能太大，人口不能太多；一个城市是一个国家，一个城邦由一个城市构成，这种国家形式即是希腊人的城邦——又叫城市国家（City）。

希腊城邦体现了希腊文化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适中最佳。正如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一个城邦只有十几个人未免少了些，但如果有十万人，又未免太多。

虽然城邦规模有限，但每个城邦都是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行政、立法、审判、军事、外交完全自主，不隶属其他组织。换言之，希腊城邦上面再无其他权力政府，每个城邦都是独立自治的国家。

从此意义上说，希腊城邦制不同于美国的联邦制，美国各大洲并无绝对的自治权，只有相对的自治权，各大洲上面还有美国中央政府。希腊城邦完全独立，上面并无更高的权力政府。

作为”小而全”的国家形式，希腊城邦体现了希腊民族的政治理念——“中道”哲学。由于各城邦之间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充满竞争意识，这使得希腊人做事讲求完美，不甘居于人后。这是城邦文明繁荣、发展的前提与背景。

其次，希腊国家的政治权利，属于公民团体，非公民群体没有城邦治权。

希腊城邦居民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民，负责公共事务；一部分是生产者，负责经济生产（商人、工匠、佣工、奴隶）。公民团体是希腊城邦的主人和统治者；生产阶级是城邦的手段或工具（亚里斯多德称之为“条件”）。这是希腊城邦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

希腊公民有时被称为“贵族”，他们是城邦居民的少数人（精英团体），专门负责城邦公务，如立法、行政、审判、外交、祭祀等等。

就某个希腊城邦而言，公民身份又存在一些差异。

如有些希腊城邦，商人、工匠、佣工没有公民资格（如斯巴达）。有些希腊城邦的商人、工匠，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可以拥有公民身份，如科林斯（根据科林斯法律：商人停止经商10年后方可参选公职）。有些城邦的公民范围较广，如雅典（雅典公民除贵族、富人外，还包括商人、匠人、佣工，如公元前5世纪的平民领袖克里翁（Cleon）就是一位皮革匠人）。

城邦公民可同时担任多种公职：他既是一个士兵，又是一位法官；既参与政府议事，又参与投票选举。希腊公民身份体现了希腊政体的鲜明特色——直接民主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

换言之，对于希腊城邦公务，所有公民必须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不能找别人代替。这既是希腊公民的治权，又是国家法律规定。

由此便可以理解希腊人为何限制城邦的规模：如果城邦面积太大，公民不方便早出晚归（外出办理公务）；如果公民人数太多，又很难轮到在公民大会上发言（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希腊城邦的公共职务没有薪金，属于自愿参与；希腊人把参与公共事务视为一种美德与荣耀，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手段。这种观念有别于近代西方的“国家—公民”观。

近代西方文化更看重个体主义，重视个人权利，如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这些看法都和私人权利有关：近代西方社会把国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国家利益不是目的。

在希腊人看来，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相互成全。

希腊人认为，公民的个人价值在于为城邦利益服务，城邦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条件。换言之，个人价值即城邦利益，城邦利益即个人价值，两者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是希腊“国家——公民”观的特殊含义，也是西方公民意识、公民道德的重要来源。

如此看来，希腊公民的国家责任感类似于中国儒家文化。中国儒家文化讲究家国情怀，认为君子（士）应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儒家文化的背景是“家天下”之封建社会，希腊公民文化的土壤是城邦国家，两者存在重要差异。

希腊的公职有两种产生方式——选举或者抽签，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是最民主的方法了。希腊社会的民主制还表现为“轮流统治”（亚里斯多德语），即每位城邦公民都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是希腊民主制的特色之一。

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优良城邦的治权不应由少数公民长期拥有，需要进行轮换，如通过抽签决定等（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就具体城邦而言，希腊公民担任的公职（执政官、法官、陪审员、军政人员、税务官等），有的全部来自选举（如雅典），有的部分来自选举、部分来自抽签（如斯巴达）；这体现出希腊民主政体的多样性、灵活性。

有些希腊城邦针对公民资格提出财产要求，如斯巴达法律规定，公民担任公职必须符合特定的财产标准，否则不能参选（提出财产要求的城邦大多以寡头制为主——由少数富人统治的城邦）。

有些城邦的公职没有财产要求，例如雅典；根据雅典法律，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自由参选公职，没有财产限制。

希腊社会流行一种看法：穷人总是忙于个人生计，所以没有闲暇参与公共事务；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公民才有时间参与公共事务（因希腊公职无薪金）。这是希腊社会的流行偏见。

除公民团体外，希腊城邦还有一数量庞大的群体——奴隶阶层，所以希腊城邦又被称为奴隶制国家。这是希腊城邦的历史局限。

奴隶生活在城邦最底层，他们没有任何公民权，只是维持城邦生活的工具——奴隶负责经济生产。

城邦奴隶数量庞大，构成希腊城邦人口的主体，如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奴隶人数大约有40万，公民人口仅为10万（《希腊的生活观》，[英]狄金斯）。

希腊奴隶除承担所有农业生产外，还从事工矿劳动，为奴隶主家庭服务，奴隶的劳务异常繁重。亚里斯多德说，工具是不会说话的奴隶，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种偏见反映出希腊奴隶制的特点：奴隶是公民生活的工具，没有法律人格，在城邦处于最下层。

关于奴隶的性质与来源，亚里斯多德认为，希腊奴隶分为两种：一是因战争或偶然因素被迫为奴，这种奴隶源于法律强迫，不合正义；另一种奴隶是天生的奴隶，他们生来缺少智识，合乎正义（《政治学》）。

为论证奴隶的合法性，亚里士多德引用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作为例证。他认为，公民和奴隶的关系类似于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灵魂是身体的主人，身体是灵魂的奴仆；主奴关系共同构成整体和谐（城邦正义）。

亚里斯多德的奴隶观反映了希腊文化的偏见，这是希腊城邦制的重大历史局限。希腊奴隶制经罗马帝国，直至中世纪晚期才彻底消亡。这种历史性转变既和基督教有关，也和启蒙精神有关。

根据基督教信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基督教伦理使得西方奴隶制逐渐衰亡。在这一过程中，启蒙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西方启蒙文化，人人天生平等，奴隶也不例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迫使另一个人成为奴隶，这是启蒙精神的核心主题。

与希腊城邦制密切相关的还有另一问题——希腊法律。

在批评时代之前（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人对城邦法律持崇拜态度（苏格拉底对话录可以为证）。在希腊人看来，城邦法律源自神明的恩赐和发明，是正义的象征；法律和圣贤的立法有关，全体公民都应共同遵守。

希腊人不把遵守法律视为一种限制，而是视为城邦幸福的保障。他们认为，法律是公民利益的代表，是维护城邦和谐的手段，遵守法律是一件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

希腊正统法律观至公元前5世纪末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开始质疑城邦法律的公正性。

如《理想国》中的特拉叙马霍斯认为，城邦法律是强者的利益，不代表公平和正义。柏拉图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柏拉图认为，法律的本质是正义；立法者的目的是维护城邦利益，法律权威不可亵渎。

从历史层面看，特拉叙马霍斯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了雅典政体的历史变迁。

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政体曾出现多次变化，如“十人僭主”专制、“三十人僭主”专制等（僭主权力通过武力或阴谋获得）。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体”和“极端平民政体”一样，均属于“变态政体”：用个人意志取代法律权威，两者皆违反城邦正义（《政治学》）。

最后，希腊城邦还具有军事性质，这也是希腊国家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

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后进入现代阶段，许多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紧接着西方便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工业、商贸经济时代。

根据西方社会学家的观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科技水平，增加物质财富。因此，西方现代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或实业问题，而非军事问题。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可作为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是较早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主要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层面，如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剩余价值规律以及经济危机；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压迫同样源于经济问题。

和西方民族国家不同，希腊城邦主要关注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像如何加强城市防卫，如何防止敌人入侵；商贸实业属于次要问题，无足轻重（在希腊城邦时代，商人、工匠的劳作被视为“贱业”）。

如柏拉图（生活在商贸最发达的雅典）竟然在《理想国》中不为商贸立法。他认为：“哲学王”（城邦统治者）没有必要为市场交易、贸易诉讼、私人契约等经济行为立法，只需关注城邦正义即可。这种轻视商贸的态度，反映了希腊社会的普遍看法：商贸行为属“低贱”之业，和公民道德无关，不值得重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论及城邦“保卫者”，他认为，应当把培养“保卫者”视为第一要务。为此，柏拉图规定了选拔保卫者的条件及培养过程，如接受体育训练，注重音乐教育，培养良好习惯等。柏拉图还提出如何利用“合纵”之术打败敌人的军事策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于城邦安全同样非常重视。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城邦安全的设想与建议：如何选择城邦位置，如何防范敌人进攻，如何防止敌人阻断水源等；对于商贸问题，亚里斯多德的论述极为简单，仅仅提到了管理人员的选拔方式。

通过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城邦安全是希腊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形可以斯巴达为代表。

公元前5世纪左右，斯巴达和雅典是最著名的城邦，如果说是雅典是希腊人的学校（以哲学、艺术、科学著称），斯巴达则是军事强国的代表。

斯巴达政体和雅典不同，斯巴达国家同于一座军营：所有斯巴达公民都是战士，他们平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外出打仗。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斯巴达公民就像小马一样，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目的是成为坚强、勇敢的战士（斯巴达儿童7岁后离开父母，由国家统一抚养，儿童和青年战士同生活、同训练）。

在所有希腊城邦中，斯巴达的战斗力最为强悍，是唯一有能力和雅典抗衡的国家。无论在希波战争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的军事力量都充分展现出来。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公元前431年—前404年），斯巴达打败了雅典，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

在希波战争期间（公元前499年—前449年），一位波斯国王这样评价斯巴达人：如果斯巴达士兵单打独斗，他将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战士；如果斯巴达人联合作战，他们将所向披靡；只要他们的人数超过一千，就会向敌人宣战；斯巴达士兵在战场上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战胜、要么战死。

这段话的背景来自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公元前480年），在这场战役中，300个斯巴达士兵，拼死抵抗波斯大军，直至最后一人战死。

综上所述，希腊城邦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两者存在许多差异。直至今日，希腊城邦已成为遥远的绝响，难觅踪影。但这种国家形式却曾经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希腊城邦文明的基础。另外，城邦制对西方文明产生重要影响，如公民意识、法治精神、民主政体等元素均来自城邦文明。这些元素和罗马共和制以及基督教契约精神，共同奠定了西方近代立宪政体的基础。